逼特逼

刘鹤指出，科创板建设重中之重的是要着力做好两项工作，一是，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，注册制实质含义是，把选择权交给市场；二是，完善法治，提高违法成本，加大监管执法力度。要有透明严格可预期的法律和制度条件，要全面提高违法成本。“科创板能够引领整个资本市场的制度性改革，实现制度性的突破，特别是注册制改革能够得到落实。大幅度提高企业融资的比重，进一步降低风险。”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对记者表示。

2002年，我国就开始实施QFII制度，曾先后5次上调QFII额度。今年1月，为满足境外投资者扩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，QFII总额度由1500亿美元增加至3000亿美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研究适度放宽甚至取消QFII额度管理”等表述体现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参与者结构、助力金融对外开放的决心。

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注意到，该论文写于2007年，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在职硕士高建伟。彼时，高建伟不仅凭借这篇论文通过硕士论文答辩，还被评为“优秀”。早在2015年，该论文就曾引发舆论关注，高建伟导师、华中师范大学大学教授李亚雄彼时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“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挖掘，没必要总去重复一些意义不大的选题，一些看上去另类或小众的选题往往更值得思考，也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发现。”

“这体现出，在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背景下，更要关注趋势性的变化，而不是一两个月的数据。虽然外部有压力，但压力也是推动改革的动力，开放倒逼改革。”刘胜军对记者表示。多项数据也显示，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国际贸易摩擦不断，以及世界金融市场波动，我国宏观经济韧性正在不断增强。

1982年他领导的义乌县委作出了正式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决定，并制定了“四个允许”政策：允许农民进城经商、允许长途贩运、允许开放城乡市场、允许多渠道竞争。1984年10月，谢高华提出了“兴商建县”（义乌撤县建市后改为“兴商建市”）的发展战略，指出要“以贸易为导向，贸、工、农相结合，城乡一体化，兴商建县”。“四个允许”和“兴商建县”为义务小商品市场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。

之所以有上述判断，于学军给出了三条理由。他首先分析了本轮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动力的三个主要来源。第一，近两年来国内刺激性政策的强力拉动，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巨额投资以及背后货币信用的大规模扩张。第二，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、全球贸易也出现稳步回升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，外需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。第三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等取得进步与发展。“电子科技、IT制造、互联网应用、电商等领域，我国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全球的重要基地与集散中心”。